被绞首的风险!
“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?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运作?”
秦笛竖起三根手指:“三个月后通过法案,但是传导到国内来,恐怕要更长的时间。”
张乃景问:“这消息准不准?万一不准,可能要亏不少钱。”
秦笛笑了笑:“做投资,从来没有100%准确的事。亏了只能怨自己倒霉。”
张乃景打定主意,回去之后,也要卖一部分房产。
因为他对秦笛有信心,如果美国真的通过类似的法案,势必造成白银外流,通货紧缩,房价下跌。卖了换成银元,价格翻一倍;持有房产,则可能亏三成;里外里一比较,差距可就大了。
1934年,是青白党调集百万军队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的一年。
大赤党苏区非常艰苦,毕竟敌强我弱,领导又比较混乱,太祖被靠边站,赤俄的手伸得太长,王日月、博果、向忠发这些人脱离中国国情,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,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,用所谓“正规”战争代替人民战争,使大赤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。
清先生在第五次“围剿”中,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,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从外部环境看,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。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,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,此后直到第五次“围剿”结束,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。
与此同时,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,与英、美等国加强联系,“行政院”副院长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,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。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“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”。
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,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,据中央信托局统计,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,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。这些,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、经济联系,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。
第五次“围剿”期间,青白党出动装甲部队,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,发挥了相当效果。后来米谷大将回忆:“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,战斗力强,擅长打野战,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…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,就手足无措,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。”
秦笛知道,自己无力介入这种军国大事,而且大赤军的北征可歌可泣,属于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,容不得外力改变它的进程,所以他和晏雪一起,躲到武夷山修炼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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